5G将对发展了半个多世纪的互联网造成新的重大转折，技术的更新换代对于文化传媒产业的真正挑战，并不仅仅来自技术的直接应用，更多体现为社会系统性变革过程中诞生的新事物的冲击。

 

　　5G是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的简称。自20世纪70年代贝尔实验室提出“蜂窝网络”概念以来，移动通信技术几乎每十年经历一次制式更替，数次技术迭代和应用颠覆性地改变了经济产业结构与人们的社会生活和交往模式。正如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所表明的，新技术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从来都不是沿着其初生目的那一方面线性的延伸，而是对整个社会有机体的系统性大手术。

 

　　就像人们当初发明了照明系统，不仅仅照亮了夜晚，也带来了人类的夜生活，对整个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造成系统性变革。这也要求我们在考察5G与文化传媒产业的关系时，不仅要关注5G应用对文化传媒产业具体内容的生产与运营的直接影响，更应关注5G应用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整体影响，进而关注对文化传媒产业造成的间接影响。

 

　　如果说1G-4G时代为人类社会带来的改变是人与人的互联，那么5G时代为社会生活将要实现的是万物互联，正如ITM-2020（5G）推进组发布的《5G承载光模块》白皮书提出，5G时代将最终实现“信息随心至，万物触手及”的愿景。在移动互联网和移动物联网的双重场景下，5G网络环境必将推动人们媒介使用的又一次变革。

 

　　内容生产模式的变化：从PGC到UCC，再到PGC的回归

 

　　麦克卢汉指出：“我们用新媒介和新技术使自己放大和延伸。这些新媒介、新技术构成了社会机体的集体大手术，它可以完全弃消毒剂于不顾。如果需要手术，手术中整个系统难免受感染的因素是必须得到考虑的。因为用新技术给社会动手术时，受影响最大的部位并不是手术切口。手术的冲击区和切口区是麻木的，被改变的是整个机体。”

 

　　移动通信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实际上是人类在通过技术手段打破时空边界，实现人与人之间更便捷的社会交往。而新技术在这样做的同时，也打破了信息传播的边界，改变着信息传播的方式。媒体作为内容生产和传播的载体，成为技术变革最直接的对象。

 

　　移动通信技术的迭代影响了内容生产媒介使用的社会变迁，而这变迁背后所体现的，则是技术迭代引发的文化传媒产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和变革，从传统媒体向互联网催生的新媒体发生重心转移。其中，一条线索是关于通信技术发展造成媒介使用的社会变迁，另一条线索则是数字新媒体技术应用带来的文化传媒产业内容生产模式的变革，具体体现为从传统媒体控制的PGC（专业生产内容，Professional-generated Content）模式，发展到互联网时代的UCC（用户生产内容，User-created Content）模式，继而又向移动互联网时代PGC模式回归。

 

　　实际上，在过去近30年里，移动通信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与融合，已经造成文化传媒产业的数次结构变革和重心转移。从对内容生产模式影响的角度出发，可以以两种技术的应用作为节点划为三个时期，分别是前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时代（或称前移动互联网时代）和移动互联网时代。